[3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在总纲中对人的尊严加以确认。上述特殊主体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如未年人、妇女、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等。

参见《乌克兰宪法》（1996年制定），阙成平译，载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页。《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指导思想是让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生活得更加殷实、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正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格权的开展系建立在个人的人格自觉之上，即个人的自我认同及自主决定，此乃长期社会发展（包括思想、政治、经济）的产物，使个人得以从各种身份、阶级的束缚解放出来，并因经历各种政治变动更深切体认人格尊严及人格自由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个人人格自觉及自由意识的进步。[2]参见李建良：《人权思维的承与变：宪法理论与实践（四）》，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页。

简言之，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对主权在民的规定，那么，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宗旨就是主权为民的制度规定。（二）以人格尊严叙述尊严的单一与狭窄 正如第一部分所揭示的那样，国内目前的立法体例大多用人格尊严来诠释尊严的内容，这就容易产生人格尊严即为人的尊严的误导。并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明确规定对部分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公安机关执行。

立足于警察权的宪法功能认知，可以从警察权的宪法构造角度回应这些问题。也即，在行为事实的认定维度，二者的职权行使没有太大差异。16世纪，绝对主义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西欧的普遍政体，这种政体基本是建立在武力之上，专制制度的强制力量和政府的实力及权术，被奉为统治维系的根本手段。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权力内在地决定于社会需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和政府权力也逐步实现了功能特殊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互补的自足性社会秩序。

所谓警察权滥用，从形式上看是警察权对成文规则的超越，但实际上正是这一紧张关系的呈现。在这一过程中，街头官僚拥有选择执法对象、执法依据、执法强度和执法方式等方面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在这一背景下，警察国家被注入新的因素，作为过渡阶段逐步向法治国转型。第三，作为行政权的警察权是作为典型的必要之恶，既接受来自议会和司法的监督，同时也受到作为法治国基础理念的比例原则的控制。[30] 在体制设计上，宪法关于警察权的性质定位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将警察权主要定为行政权，并兼具有刑事职权，一并交由公安机关承担。不过，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的秩序维系中，警察权的功能是无法忽视的。

宪法第67条（二十）和第89条（十六）分别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特定区域的紧急状态决定权，决定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紧急权力的启动。[21] （二）兜底秩序与执法衔接功能 现代社会经由分工形成不同领域，法律体系亦随之开拓不同的立法领域，并配置对应执法部门。参见伯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作者简介：刘茂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警官学院院长。

虽然有学者主张通过宪法解释落实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使得三机关的现实关系体现完整的合宪性，[34]但从宪法条文的明确性来看，互相配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公检法关系的正常运作，有必要在合适的时机删除或废止这一极易引发歧义的表述，重点强调法院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制约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23] 警察权的秩序兜底和执法衔接功能，也可体现警察权在治安秩序维持体系中的主导性。

[36]这一职权错位，源于两种职权并于同一机构所创造的巨大策略空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警察权在具备此种必备功能的同时，如何规约自由裁量的同时，又不致减损其正向功能？ （三）紧急权力与秩序失范的切换机制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由风险所致的秩序失范，是社会秩序的常态。

[7]  [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8]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但实质上，警察权所独具的上述诸种功能，恰恰契合了紧急权力的内在要求。这是职权分工原理的基本要求，却常常在实践中异化为权力共谋。很明显，如同近现代宪法的普遍情形，现行宪法关于警察权的规范构造，也并未特别明显地将警察权的宪法功能标示出来。这广泛地体现在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公权力的限制上，具体地体现为警察权立法规范与警察权监督机制。（一）侦查中心主义对公检法关系结构的异化 实践中维稳压力与高破案率的绩效压力下，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不断强化，在制度上检察机关的制约能力仅限于消极意义的退回补充侦查，法院亦无力以无罪判决加以制约，使得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结构发生异化。

[35] 参见左卫民：《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回归警察权之宪法构造，是问题诊断和药方开具的规范依据，也是检验既有方案合宪性与可行性的元点标准。

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遇到这些场合，严格和呆板地执行法律反会有害……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应立足于警察权宪法构造的一般框架，在宪法体制的整体视角下，通过宪法解释与配套宪法制度的构建，来尝试化解警察权功能与警察权超越宪法构造的两难，从而走出因限制警察权而使其功能随之受到抑制的偏颇误区。

奥托·迈耶指出，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并非野蛮及无规则的，法律已作为权力依据，司法独立已现制度雏形，国家目的的达成也开始引入私法的方式，产生国家法人化的动向。从其意义开看，对高涨的民众执法规范诉求的回应。

这一紧张关系，实际上凸显了警察权与其他类型国家权力的独特差异所在。[24] 警察的主导性，是警察权作为治安秩序维持一线机构的必要权能。二则通过对规训的吸纳和整合实现对个体驯化与改造，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使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行动者，积极地维系秩序。三、警察权的现代功能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宪法设计的权力体制，最初就是源于警察权的分化而构建的，只不过它在理论逻辑上经由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包装。

在分权原理下，警察权被严格限定为行政权，开始受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制约。中国宪法在这一维度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如何予以回应，需要更为深入的讨论。

在近代宪法关于警察权的定位中，比例原则的控制是核心，也是近代宪法区别于警察国家和法治国的根本不同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侦查权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定位有关。

另一方面，近现代宪法的 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架构，都立足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总体框架下，无法深入到行政权内部的具体类型，因而并不能很明确地对警察权及其相对于其他行政权的独特性作出精准描述。当然，这并非单纯立足于规范主义的视角要对警察权进行限制，而是试图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对警察权的实践运行进行把脉。

尽管如此，现代宪法仍然延续了近代宪法关于警察权的定位和构造。如拉德布鲁赫所分析的，忽略手段比例性约束的目的主义导向，实际上是无国家界限的——警察国家的格言是：没有被禁止的，就是适当的，而无须任何许可的。问题化的改革方案，浸染于对现状的深切忧思和强加于自身的紧迫感中，将目光紧紧锁住警察权，要么以各种短期局部的应景改革来缓一时之急[1]，要么停留于创造新的控制方式或复制旧的控制方式继续强化对基层执法的压力输送。[36] 参见蒋勇、陈刚：《公安行政权与侦查权的错位现象研究——基于警察权控制的视角》，《法律科学》2014年第6期。

[13]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三）行政权即警察权：近代宪法中的警察权 近代宪法秉承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结构设计，要求国家遵守守夜人角色，充分尊重市民社会与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这可归结为近代宪法的夜警国与有限政府理念。

[6]行政活动的多面性、对社会生活细微小节的规定和对臣民令人讨厌的监护，构成警察国家的显著特征。[10] 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这一宪法机制的显明特征是，依据特定的程序将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一个机构，该机构就拥有了常态下其所不拥有的紧急权力，从而实现秩序的国家控制。[7]在政治哲学上，此种理念主张，为使臣民幸福，伟大的君主可采取任何手段，将臣民生活的一切都拉入police的规则网中。